中共20大人事剛出爐，全球知名中國問題專家、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分析指出，經濟發展並不是目前中國當局最為重視的，反倒是「安全」和「穩定」才是習近平未來的施政重點。中研院院士吳玉山則認為，從20大的佈局來看，習近平並沒有指定任何接班人，他大膽地推論習計畫在中共21大繼續延任。

 

中國共產黨召開20屆一中全會，選出24名政治局委員。除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等7名政治局常委，其餘17人中，有13人是新任政治局委員，分別是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、福建省委書記尹力、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石泰峰、陝西省委書記劉國中、山東省委書記李干杰、中宣部常務副部長李書磊、新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、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、遼寧省委書記張國清、國家安全部部長陳文清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馬興瑞、北京市長陳吉寧、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。 

  

長風基金會於中共20大閉幕、最新的政治局常委名單出爐的第一時間點，特別邀請全球知名中國問題專家、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以「習近平三連霸後的內外情勢」為題發表演講，並與中研院院士吳玉山教授對談，深入分析中共最新領導階層的背景，進而剖析習近平第三任任期最重要的內外政策走向，以及大家最關心的中美對抗及兩岸和戰情勢。 

圖片來源：聯合報

李成表示，外界或許認為此次更換幅度很大，但若就中共的歷史來看，1982年的12大更換率大約為62%，最大一次人事更換則是19大，更換率高達75%，原因是打貪造成很多人落馬。這次（20大）更換率只有65%，大概是近年來第三高。

 

李成指出，這次常委人事安排最大的變化在於，「習過去十年是跟他的政治同盟，例如王岐山一起管理國家，現在更多是從自己的親信或是門生，也就是由他提拔的人中挑選成員」。此外，過去的成員都還包含他的競爭對手，也就是團派的人馬，像是共青團體系或胡錦濤體系，但這次卻一個都沒有，例如原本大家看好的胡春華（團派），這次也未當選。書記處也是由習自己的門生中提拔七名新人，其中更任命與習有三、四十年的好朋友蔡奇擔任常務書記一職。

 

「習近平和江澤民、胡錦濤不一樣之處在於他擁有廣泛的人脈」，李成說，習近平的人脈橫跨沿海到內陸以及不同社會階層，包括幾個重要來源：紅二代、 陝西幫、省級領導層（河北、福建、浙江、上海）、 軍隊大院、清華校友（大學領導、海歸、智庫）、 秘書（秘書長、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）以及航太背景出身的央企總裁。

 

李成也進一步指出，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的重要因素，除了人脈關係之外，回顧十年前，中共面臨了非常大的合法性危機，習近平當時提出了幾個非常大膽的政策，例如打貪腐、精準扶貧、實施全面軍改、綠色低碳政策等。此外，習近平第一時間有效控制新冠疫情，儘管現在有很多批評，但中國老百姓心中依然很多人稱讚這個政績，而習提出的一帶一路政策，更是提高了中國的外交地位。

 

李成說，習的執政也有許多爭議，包括修憲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制，挫傷黨內權力制衡和制度化建設；強權政治和個人崇拜的回歸；極度的媒體控制；新冠封城的社會抵觸和怨聲四起；新疆、香港事件的強勢鎮壓；民族主義的飆升和臺灣海峽的戰爭風險等等。但從薄熙來事件、令計劃、周永康事件等一系列大幅度的打貪腐，大規模資金投入扶貧，都讓習近平贏得普通老百姓的崇拜。

李成表示，中國在18大前可劃分為兩大派系，包括江習陣營和胡李陣營。兩大政營在政治局常委、政治局委員、書記處、副總理和國務委員的人數上都很有默契地維持一致，形成一種牽制，但如今習近平已走出江習陣營派系共治的桎梏。

 

就政治局人數來看，太子黨在政治局的人數從18大至今由9人下降為3人，而團派從6人下降到如今一人都沒有，這是相當重要的變化。李成說，在中央委員會中，太子黨和團派成員的人數亦不斷在下降，可見習已經有像控制這兩大派系，他已走出江習陣營，而有了自己獨尊的政治權力。

 

在技術官僚背景方面，對比江胡時代和習時代的技術官僚，前者多在俄羅斯留學、以前學的像水利、電機為主，且常在政府單位歷練，省籍官員逐級上升，需在地方政府養成15至25年。

 

李成表示，現在習用的人則不少在西方受過教育，學的有航太、人工智能、奈米科技、環境工程，甚至出身央企、大學研究單位，或是500強企業，且僅用2至9年養成。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馬興瑞曾任航天科技集團總裁、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曾任航天科技集團副總裁、湖南省委書記張慶偉曾任中國商用飛機董事長、遼寧書記張國清是北方工業公司總裁、山西省長林武出身湘鋼集團。

 

習近平重新啟動技術官僚，造就新一代創新型技術官僚，李成更以「技術官僚2.0」來稱呼。

 

李成說，除了政治局常委之外，這次習近平也提拔「宇宙幫」進入中共權力結構，這些人大多是留洋的國企CEO，是中共新型態的技術官僚。這些人才沒有太多地方勢力，又可以藉由航太科技國際競爭激發民族情緒。

經濟並非習最重視的

「安全」和「穩定」才是現階段的重點

而就習近平的優先施政順序來看，李成認為，經濟發展並不是目前中國當局最為重視的，反倒是「安全」和「穩定」。這可以從新冠疫情的管理以及王岐山出席英國女王的哀弔會時，依然帶著口罩來觀察，都可以看出中國要證明自己才是對的。

 

在中美關係方面，李成認為，「中美關係並不是垂直墜落，反而是螺旋式惡化」。在台海問題上，風險一直在上升，但發生戰爭的概率還是比較低的。相關數據可見，中國的軍事預算急速增加，中國在2021年的潛艦金額甚至超過美國、俄羅斯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西班⽛、義⼤利的總和，這些變化都為美國帶來了相對壓力。經濟層面，中國當局認為內循環是有潛力的，新冠控制後，經濟將有強烈反彈。由於習的權力不斷增長，因此未來他身邊的人事動態值得持續關注。

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表示，「再毛化」也就是集權與擴權是習近平任內相當重要的特色。也就是說，習接任總書記及國家主席之後，出現了權力高度集中、黨國加深管控社會，與制度化降低的現象，這與鄧小平以來的發展方向大不同。

 

吳玉山認為，再毛化主要有三大因素。一是習近平政治世代的社會化過程，因為習近平是在毛澤東時代成長的；二是因為中共體系對胡錦濤時期對於黨國的掌控機制變得虛弱，無法再坐視這種趨勢再發展下去，已趨近體系邊界的自衛反應機制；三是對國際環境挑戰的反應，例如中美之間的新冷戰，也促使中國本身做更強的反應。

 

對於20大的解讀，吳玉山則是著重於「制度化的降低」面向。

 

吳玉山表示，中共領導人已有政治繼承的慣例，這些慣例包括：總書記與總理至少在10年前當選中央委員做為歷練、並在接任後續任一屆（穩定持續），同時也有常委年齡「七上八下」的限制。

 

就這三個條件來看，中共下一屆最高領導人至遲要在52歲當選中委，總書記至遲57歲入常，接任時不得超過62歲，例如胡錦濤於50歲擔任常委，習近平於54歲加入常委，即便總理可以在接位時入常，但也要符合年齡規範，也就是接任時不超過62歲 。

 

以胡錦濤的職涯發展路徑為例，胡錦濤在成為最高領導人之前，已擔任過兩次政治局常委。進而言之，所有要擔任總書記或總理者，在兩次黨代表大會前至少要做到黨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。吳玉山說，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產生必須要有10年的蘊釀，這成為中共政治繼承的慣例。

 

吳玉山說，年齡的優勢就成為天選之人。過去常用此方式來推算，未來可能的領導人。但習近平則打破慣例，亦即在19大時政治局七常委中無人符合接班人的年齡，可以看出習近平不打算安排接班，將於20大時續任第三屆總書記。

 

吳玉山表示，接班人通常會在入常後被安排接任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、副國家主席、中央黨校校長，19大後此三職務分由王滬寧、王岐山、陳希擔任。也就是說，沒有一人符合年齡資格，亦無人符合職務資格。

吳玉山說，過去政治繼承的慣例即以拔擢年輕領導人入常來指定接班人，並賦予確定職責。如果沒有「儲君」入列，則代表無指定接班人的意圖。

 

吳玉山進一步以20大的人事來預測未來21大。吳玉山說，20 大常委中同樣出現無人符合接班人資格的情況，也就是說，擺在其身邊的最年輕的常委丁薛祥現年60歲，如21大接任大位將無法任職超過一屆，其年齡已經太大，所以不可能接班。而三項接班人職務亦將分由三人擔任，如此則更確定習在20大中並無指定接班人，因此吳玉山大膽推論習近平計畫在21大繼續延任。

 

雖然習近平本身打破了「七上八下」與總書記續任一次的規則，但是其他的常委卻仍然依循慣例，吳玉山說，這代表僅習近平一人突破慣例，於是必然產生習與其餘常委之間的代差。在19大時，習近平是七常委中第二年長者，其年齡比其餘六人平均年齡高1.4歲；但20大時習近平是常委中最長者，比其餘六人平均年齡高4.3歲。到21大時，如習延任，將比其餘常委長10歲

 

吳玉山表示，習若沒有指定接班人，計畫在21大延任，必然會產生最高領導人的意志與制度化結構之間的巨大矛盾，此一矛盾在今後五年之間會逐漸顯露出來，形成對於習的挑戰，而且越接近2027年挑戰越大。

 

中共研究權威吳玉山表示，過去在江澤民時期亦出現過類似今天的狀況。1997 年15大時江其實為第三任（1989年６月十三屆四中全會到 1992 年十四大其實是第一任期），當時江為71歲，雖用年齡逼退喬石（當時以70 畫線），但江認為自己不受限制。吳玉山說，江澤民與習近平最大的不同在於，江當時已指定接班人為胡錦濤，習則未指定任何接班人，「對於習近平的挑戰將隨著21大（2027）年的接近而增加」。

吳玉山也進一步評估台海發生戰爭的風險。

 

關於海峽兩岸是否發生戰爭，吳玉山認為，發動戰爭機率取決於「統一價值」、「和統可能性」以及「三方武力均衡」等三方因素。「統一價值」是繫於習近平個人權力地位，「和統可能性」是繫於台灣政治，若有可能和平統一，則會降低武統的可能。「武力均衡」，這包含共軍對抗台灣的國軍與美國的軍事力量的因素，繫於雙方軍事發展與美國承諾，同時也必須加計美國參戰的係數。「代價」則是以經濟為基礎，繫於美國與西方對中國所祭出的經濟制裁，例如俄羅斯所受的西方制裁。

 

吳玉山以民眾直覺性及反直覺性思考（北京當局可能的思考模式）做為對照，進行比較。

 

吳玉山說，在「統一價值」部份，一般直覺性的認知認為，習近平三連任後大權在握，將會提高戰爭風險，但事實有可能相反。吳玉山認為，若中共領導人大權在握，並不會增大戰爭風險，反而在中共領導人權力受到挑戰時，戰爭的風險最高。例如1995及1996年台海危機發生時，正是江澤民權力基礎不穩固時發生的。而裴洛西訪台剛好在中共召開20大前、習確立自己權力地位前，因而兩次都發射飛彈。若以這樣的模式來看，習近平在2027年若不退任，將如前述，習與其他政治局常委年齡的落差斷層，其所面臨的國內壓力將會倍增，因此，吳玉山研判台灣在2027年將比2023年危險。

 

在台灣政治部份，直覺判斷認為，台灣民眾抗中意識高漲，將可能造成台海風險。若以反直覺的判斷來看，吳玉山指出，兩岸情勢緊張，台灣對中共反感增加，趨獨的認同表態將提升，並反應在台灣選舉、台灣政治領導人的表態，或台灣反對黨愈來愈不像反對黨，讓北京當局認為和統的可能性趨零，反而增加戰爭風險。

 

在「武力均衡」部份，民眾直覺性的認為，美國從「戰略模糊」到「戰略清晰」，將加大對台灣安全承諾的力度，因而增加對中共的嚇阻，將可以降低台海戰爭的風險。吳玉山表示，實際情況可能相反，若就北京當局的心理來看，美國無條件的「戰略清晰」，將使中共認為兩岸和統可能性降低，從而增加對台動武的可能。

 

經濟「代價」部份，吳玉山說，直覺性地認為，美國與西方增大對於中共的經濟制裁可以抑制對岸發動戰爭的能力。但事實上，中美之間的經濟戰與科技戰不斷深化，如果中共經濟逐漸脫鉤西方社會，並逐漸適應制裁，則美國與西方對於中共開戰後，可以採取的制裁方式與效果將大為降低，而在制裁效果降至最低的情況下，反而增加台海戰爭的風險。

 

吳玉山在總結時表示，直覺判斷與反直覺判斷的差異很大，關鍵在於是否以北京當局的角度來思考。若以習近平的權力狀況來評估台灣情勢，吳玉山強調，與其擔心2023年會發生台海危機，不如擔心2027年，現在的情況可以說是「已臨深淵、已履薄冰」。